他不食人间烟火为画出家，妻子独守空房15年，画坛一代传奇
他一度遁入佛门
时隔十几年再回到红尘
他艺术道路的成长与成就
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胶着与挣脱
到今日的脱胎换骨
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画僧
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艺术传承群体
善导、贯休、巨然、法常、惠崇、朱耷、石涛……
历朝历代的画僧传承绵延不绝，
到清初“四僧”达到当时文人画的高峰，
为中国美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然而到了近当代，画僧消失了，
直到史国良的出现。
史国良
石涛当年就没有国良这么幸运，
千里迢迢乘舟骑马来到京城，
托人与乾隆爷联系，希望得到皇上赏识，
可惜，乾隆看走了眼，
错过了将一个大画家纳入皇家画院的机会，
石涛无奈地
回到太湖边上继续做他的和尚。
十几年前，史国良出家震动美术界
还记得当时我与朱道平、二刚、方骏
等朋友去见国良的情景：
袈裟光头一声阿弥陀佛取代了你好，
感觉相当生疏，但一聊到画画，
以前的那个国良又回来了。
国良怕大家不自在，
当场唱了陕北民歌“哥哥走西口”，
随着曲子，朋友们立刻亲如一家。
国良待人友善，
见面总给朋友玉佛等小礼物，
说是开过光的，
（估计是他自己吹口仙气），
接到开光物品的朋友们，
果然至今都安然无恙。
我们私下揣摩国良出家原因，
不像是失恋、厌世或悲观等等，
大概是效仿牧溪、八大、石涛、弘一法师
这些著名的画僧，为了更好地画画吧。
当时的感觉是，僧与俗，离得并不远，
至少，大家都是画画的。
假如时光倒退五十年，
我们若能与弘一法师做朋友，那定是幸事。
1
艰辛的童年
用画画赢得自尊和自信
史国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母都不识字，家中七个子女，他排行第六。
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上学以后，由于他家的贫穷，
经常遭受同学们无故的漫骂和欺负，
就在这双双鄙夷的目光中，
他慢慢地自卑起来，后来甚至因此而逃学。
然而贫穷与委屈
并没有压制出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
他无师自通地把一本本小人书临摹得像模像样，
看过的人没有不夸奖他的。
于是画画成了他赢得自信、维护自尊的唯一途径。
平时只要攒下几毛钱就去废品公司
买来廉价的白报纸边和颜料，忘情地涂鸦一番。
史国良的青少年时代尽管充满了艰辛和磨难，
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挚爱的绘画，
这些苦涩积累在他的心中，
到后来竟然成了他用心去体验生活，
感受真善美的一笔本钱了。
画画意味着什么?
也许，长大了当画家，就吃得好穿得好了。
刚开始，史国良更关心得是用绘画
来博得人们的关注和夸奖以及父亲的认可。
他立志要当个画家，
但他并没有体味出绘画的真正意境。
1972年初中毕业，
史国良被保送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的美术班。
此时，贫穷的阴影仍然缠绕着他，
随便哪个同学都可以支使他，戏弄他，
这使本已自卑的史国良变得异常敏感。
而只有绘画，带给他一丝希望，
他要用画画为自己争口气。
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画，
将痛苦和郁闷全部渲泄在一幅幅作品中。
为了省钱，他不用颜料，只画水墨画；
为了向名家学习，他去看“黑画批判展”，
他不顾阻挠，毅然执着地追求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春归大地，
百废待兴的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时，
21岁的史国良成为最年轻的骨干。
2
积极开拓
追求绘画的完美与和谐
史国良的画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画展上，
评论家赞赏他，新闻媒体关注他，各大院校聘请他。
然而在荣誉、地位接踵而来的“风光”中，
他却没有被冲昏头脑，
而是十分清醒地认识并总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一个写实派画家如果不时时刻刻寻找新的视角，
体验新的生活，感悟新的人生，
那么他必将走向穷途末路。
如何磨炼自己的软功夫，
把软硬功夫融合起来，做到刚柔相济，
虚实结合，以达到完美与崇高
就成了史国良追求的理想目标。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一个好的艺术家不但要深入生活，
体验生活，还要研究生活。”
恩师黄胄的一番话语
为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指明了方向。
从1979年开始，
史国良多次奔赴西藏写生，
创作了大量反映藏民生活的作品。
史国良义无反顾地
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找到了灵感的源泉，
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西藏给他的感受是神秘而神圣的。
古老的宗教，虔诚的藏民，纯朴的民风，
悠远的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在西藏人民身上
看到了人、自然与宗教文化的和谐统一，
这种和谐与完美统一是西藏的人文精神，
也是他的画所要追求的目标。
西藏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沃土。
或许有些人也认识到西藏的可贵，
但他更能感受到西藏精神的实质。
外行人看内行人的事总是有些迷惑，
只有置身门内，才能大彻大悟。
史国良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进与不进决定着目标的实现与否。
他虽有顾虑与困惑，但西藏实在太吸引他了，
他在这里既找到了自己，
又被迷得几乎忘记亲人、名誉和地位，
只知道用笔忘情地不断地作画。
3
不断进取
画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获得蒙特卡洛国际现代艺术大奖之后，
史国良应邀到加拿大办画展，讲学，
他要把中国写实人物画推向世界。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没有任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画展很成功，可售画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到了画商的钱袋，
帮他办理出国手续的画商又提出和他签约，
他一看拟好的合同无异于卖身契，
就拒绝了，于是他被赶出来。
他不懂英语，在温哥华又没有朋友，
背着一个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头漫无目地走，
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了一个小旅店，就住了进去。
所幸史国良遇见了几位中国留学生，
帮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地下室，
还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具。
史国良从大街上把当地居民
丢弃的床垫、沙发、桌椅捡回“家”建起栖身之所。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他画出一批以大召寺为题材的作品。
新结识的美术界朋友
把他推荐给温哥华艺术馆馆长，
介绍他是蒙特卡洛艺术大奖获得者。
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不相信，
向他要奖章和获奖证书，他没有带来。
可是带来了奖章和获奖证书照片。
温哥华艺术馆馆长到史国良住的地下室来看照片，
看完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他觉得不可思议，
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中国人
竟会有这样一个大奖在身边。
给了他更大惊喜的是史国良的画作，
他马上去找卑诗大学亚洲中心的馆长，
为史国良的画安排了展期。
1990年6月8月，
史国良中国人物画展在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开幕了。
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画作，
全是4米长1.5米宽的宏幅巨制，
连成了长达40余米庄严而生动的“大佛门”。
许多媒体和社团都被吸引来了。
新闻媒体对画展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报道：
“温哥华来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史国良仍然勤奋地作画，除了自己画，
还教温哥华的中国孩子们画。
他又将过去的经历写成散文、随笔一类的小文章，
发表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
在温哥华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
随后，他的画展还办到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他的画价直线上升，
从每张百元、千元加币，一直到每张万元。
客户从买他的小品画
一直到专买他西藏题材的大创作。
画商争先恐后地与他签约，
最多时达到每年30万加元。
摆脱贫困的史国良，
没有忘记身遭不幸的人们，他为非洲难民捐过款。
1993年祖国华东发生特大洪水，
史国良和温哥华的华人画家组织了一次画展义卖赈灾，
吸引了大批捐赠者，募集到数额巨大的救灾款。
4
步入佛门
延续画僧的法脉
1995年，一位旅居在美国的大和尚
到温哥华来为寺庙修缮募捐，
通过一位华人画家找到了史国良。
和尚绕着史国良走了一圈说：
“史先生，我从哪个角度看你都像和尚。”
史国良很吃惊。
他从小到大不是寸头就是光头，从小就喜欢合掌。
长大后，他心中一有不安就跑到庙里去。
他去的更多的地方是喇嘛庙，
不仅为了艺术，也是为了心灵。
和尚说：“你是汉人，我看不如当和尚，做画僧。”
史国良熟悉画僧，
从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中，
也从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的画僧们留下的作品里。
中国的画僧，从五代的贯休，
经北晋的惠崇、巨然，
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
直到清末的虚谷、民国的弘一，
有近千年的历史，他们的艺术之光，
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无可估量。
可自虚谷和尚之后，
中国画僧的法脉已经中断了上百年。
不断地磨练，反复地思考，
史国良做出了他人生重大转折的决定
——做中国画僧的传灯人。
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
还在于他对西藏的热爱。
确切地说，是他对西藏那种把宗教、艺术和生活
融合到一起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的热爱。
从画家到画僧的转变，
并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
出家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
从此以后，那个在画坛上
驰骋风云的年轻教授不见了，
史国良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佛教的队伍中，
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
1997年，史国良重新回国定居。
他是中国画的写实人物画家，
他的精神源泉和艺术源泉都离不开中国。
三间暂借的小屋经过简单的布置，
成了他修身和作画的净室。
从深深的寺院回到“人间”，
他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用眼睛
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感知的东西。
这使他的新画作多了一层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依恋。
5
还俗访谈
记者：记得您曾言“安做画僧”？
史国良：画僧，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出家时，就想要把这一脉传承下来。
但是，我还是太理想化了。
传统的画僧，多画山水、花鸟，
修身养性，或画菩萨，供信众朝拜。
我不属于这二者。
身在佛门里，我虽然努力用绘画诠释佛法，
但画的多为宗教和人的关系，
着力点依然是人性的美，
这被佛门中人认为烟火气太重。
譬如，一位女信众给孩子喂奶，
一个小喇嘛在嘬手指头，
我就会画《幸福的回忆》，
诠释他对母亲怀抱的留恋。
这种写实的画法，在艺术上是为人接受的，
在其他方面会引起争议。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史国良：出家后，在美术界看来，我是出家人；
在宗教界人士看来，我是画家。
这样的身份，有些尴尬。
后来我想，出家、在家只是一种形式。
我对真、善、美的信仰，未曾改变。
记者：言及“形式”，您如何看待“放下”？
史国良：1995年出家时，有人问我，你放得下吗？
我说能放得下。
再问，你连陪你度过美国最艰难时光的妻儿都放得下，
你能爱众生吗？我说，那我放不下。
再问，你放不下，还做和尚？……
我这个人比较麻烦，
这辈子都在一种中间状态里。
记者：您的“中间状态”，
是对您的成就，还是对您的局限？
这是否与在乎他人的看法有关？
史国良：艺术，一定是自由的、多情的、感性的。
这些因素，对人也一定是“双刃剑”。
在乎他人的看法，是人性的一部分。
只是多少的问题。
记者：您还俗，佛教中人怎么说？
史国良：他们表示理解。
佛门进出，也是常态。张大千，也曾有过这段经历。
出家时，我不太重视前辈有过这种经历。
记者：引您入佛门的星云大师知道么？
史国良：他还不知道。我相信他会理解。
他说，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
记者：害怕非议么？
史国良：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脆弱的。
别人不解，我可以接受。
但只要别人表现出丝毫的歧视、偏见，
我可能会选择沉默。
记者：现在如何看待自己最初出家的选择？
史国良：我不后悔。
对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生命体验，
也深刻影响我的艺术创作。
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经历前者，复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人的心大不一样了。
为什么说出国后的人更爱国？
可能也是这个道理。